“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战略自主性”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

9月29日，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战略自主性”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这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中国外交风险管理”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与未来趋势”“东盟战略自主性”及“新形势下的中国—东盟合作思考”三个主题展开，来自商务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和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研讨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卢光盛教授在开幕致辞中重点介绍了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和省部共建的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的相关情况，期待与会专家的更大支持；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潘亚玲研究员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展开了相关讨论，主要内容如下：

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根源

与会代表均强调，中美战略竞争表面上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事情，但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韦宗友研究员认为，2008年是美国学者认定的中美关系恶化的起点。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美国爆发了经济和金融危机。奥巴马2009年入主白宫后，曾一度希望通过中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危机等全球性挑战。然而，2009年底中美两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争执似乎预示，“中美合作、共管世界”这条路很难走通。2010年，中美两国因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售武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唇枪舌剑，进一步凸显两国关系存在的险滩暗礁。此后，随着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两国在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矛盾突出，两国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凸显。到2015年，美国的《军事战略报告》已经公开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美国军方此举突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在政策界之外，学术界和思想界从2014年后也展开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并逐渐形成共识，即认定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基本失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必须作出根本性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在2017年执政后，明确将中国视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展开。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研究员回顾了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强调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多次危机的处理，分析了过去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根本性差异。她认为，尽管中美关系在每个阶段都出现过多次重大危机，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几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如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尽管如此，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前，中美对这些危机处理的基本前提都是两国更需要接触，而不是脱钩。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角度处理危机，而是从遏制中国崛起的角度管控危机甚至制造危机。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蔡翠红研究员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战略性建设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政府时代“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再到特朗普政府时代的“战略竞争者”和“对手”，中国已正式被美国视作“战略竞争者”。中美竞争关系处于消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但总体表现为逐渐强化对华竞争态势。正是这个动态变化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由量变转向了质变。

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发展态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舒展大使指出，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特殊地位，使得讨论任何问题都绕不开美国；而美国当前对中国的全面打压态势，又使中美战略关系成为全球热点。因此，讨论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及其未来趋势，也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国际形势讨论的核心话题。

蔡翠红研究员认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集中在三个领域，即经济领域、地区安全和技术创新。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的核心原因在于中美实力对比的重大且快速变化，同时中美战略基础有所松动，缺乏真正的压舱石或支柱，再加上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的整体氛围也发生了变化。此外，中国战略主动性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强化对华竞争。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会朝向常态化、长期化方向发展。但基于大国战略竞争博弈模型的自我“刹车”机制，从整个中美关系来看，竞争仍然可控，中美未必会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中美双方需要在新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共同进化，彼此适应，培养新的可持续的互动模式。

魏红霞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当前的诸多问题都有其历史根源，在很久以前其实就已经相当突出。但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些问题在今天更加凸显：一是信息社会使中美关系的诸多分歧暴露在公众视野；二是代际更替使中美智库、政策界的联系远不如此前密切，尤其是人文交流被特朗普政府破坏，其影响可能是深远的。潘亚玲研究员也指出，中美人文交流的确遭遇重大阻碍，美国甚至摆出了切断中美人文交流的架势，这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社会基础来说是破坏性的。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毛小菁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周士新副研究员及蔡翠红研究员在讨论中指出，中美有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可能；疫情导致的全球化收缩可能会强化区域性合作，这使两个平行体系的形成更加可能。但由于全球化及其相互依赖效应，中美极可能是平行体系与单一体系的混合结构，这取决于具体领域的合作基础、相互依赖强度以及地缘政治关切等多重因素。

东盟战略自主性的内涵及其局限性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罗圣荣研究员指出，东盟中心地位有三层涵义，即东盟在地区合作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东盟方式是地区合作的主要指导原则，东盟是地区事务的平衡者。东盟维护和促进其中心地位的战略目标主要包括，促进东盟共同体建设，推动东盟地区一体化和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但东盟方式本身约束力比较弱、东盟各成员国在不同问题上的诉求存在重大差异等问题，都被大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竞争所放大，进而使东盟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对中国而言，东盟中心地位是大国竞争的晴雨表，可避免域外大国过度干预，也有利于推进地区合作。

周士新副研究员则强调，战略自主性本身是种防御性思维；东盟战略自主性事实上是相对于战略主权这一进取性概念的退缩，体现了东盟在追求中心地位时的保守性和防御性。东盟有对冲大国的能力，但并不能做到平衡大国，因为东盟自身实力仍不够充分，同时内部不够团结。因此，东盟在追求战略自主性时，仍强调规则的开放性和国家间平等性，避免军事联盟倾向，强化东盟决策的集体共识方式。根据这一逻辑，东盟追求或重塑战略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避免东盟自身因此陷入分裂甚至解体可能。因此，东盟适度的战略自主性对中国而言是有利的，是值得支持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王玉柱副研究员认为，东盟事实上还没有达到战略自主性的层次。一方面，东盟更多是地理和统计学上的组织，但现在面临严重的动力不足困境，从此前拉着整个地区向前走，变为被外部推着走。在这种情况下，东盟战略自主性的重塑，首先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地区身份认同，并以此来确立和指导东盟的对外战略。其中的核心困难是，东盟到底追求外生驱动的区域重商主义，还是追求内生驱动的国家民族主义？对中国而言，应当大力支持东盟的战略自主性塑造努力，此举的战略目标并非使东盟在中美之间选边时站在中国一边，而是使其有更强的能力实现战略和政策的自我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与南海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联合研究员指出，美国近年来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公开选边站，特别是开发了所谓小多边联合行动的方式，试图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的协作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掌控南海问题的主导权。外交上，美国主要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推行对专属经济区及自由航行的广义理解，二是修改了南海争端的传统立场，明确选边站，认为中国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不合法”，也不承认中国的南海领土主张。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致力于开发小多边合作：一是以“双边+关键国家”模式为基础形成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安全合作及美日澳印四边合作；二是围绕南海争端建立以“美国+南海争议国家”为中心的更具针对性的小多边，并且引入其他关键伙伴作为支持力量，如美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等的小多边合作；三是开放型的小多边，最明显的动作是将欧洲国家引入南海，欢迎欧洲国家参与美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总之，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日益加剧和格局的明晰化，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关键战场。美国一方面在政治外交上选边站队，进一步给中国贴上“霸凌、不合法”的标签；另一方面在军事安全上，以航行自由为主要抓手，纠集起在不同领域有交叉重叠利益的各类国家，发展若干小多边安全合作形态，试图共同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南海问题出现了行为体多元化、局势复杂化态势，使我周边安全环境、周边外交和南海战略等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阿明研究员认为，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谈判未必能够在2021年如期完成。虽然中国与某些声索国家之间互信仍需加强，但面对美国以咄咄逼人之势介入南海问题，并利用南海争端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东盟国家并没有随之起舞，而是普遍采取了谨慎的态度，避免“自己的家园成为大国的竞技场”。在这种形势下，要充分认识到中美竞争与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争议有着迥然不同的本质。事实证明，与相关国家保持谈判沟通势头是淡化美国干扰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手段。南海地区局势越是错综复杂，中国与东盟国家越是应该为进一步就推动COC谈判取得进展而努力。

上海政法学院盛红生教授指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应用于中国的领土主张，因为中国主张是早于这个公约的；但在西方歪曲引用和解释公约的情况下，实际使用、实际控制便成为中国主张的强有力保证。中国并非一味拒绝仲裁，但在涉及中国领土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不接受司法解决，但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周士新认为，中国在相关海域特别是渔场的公务活动，既是为了保护渔民和传统渔场，也是中国合法主张的体现。而美国所推动的小多边合作方式，事实上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东盟国家；这个逻辑需要向东盟国家讲明白讲透彻。

周士新强调，南海行为准则面临一个重要挑战，即如果东盟内部特定成员国违反了这一准则，如何制裁或惩罚将是个重要问题；因此，相关的惩罚或制裁机制的设计便相当重要。如果这一机制缺失，这个行为准则可能就没有太多作用。

中美战略竞争与澜湄合作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邹春萌研究员认为，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在湄公河流域的竞争相当激烈，因此也就提出了湄公河流域在美国外交战略和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问题；必须思考双方未来将如何看待这一地区及其相应的战略问题。刘阿明和周士新均强调，美国在今年激活了已陷于停滞十余年的湄公河下游倡议（LMI）机制，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制度拥堵现象。同时，美国重点强调的下游国家，其核心目的并非真正帮助下游国家，而是利用了下游国家天然的“弱势”地位做道德文章。因此，中美在澜湄地区的竞争，不仅有实质性的地缘政治竞争，还有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等竞争。中国应当在基本民生、最后一公里等方面加强合作。周士新还指出，美国在有关规范规则方面可能做得更好，特别是其包容性似乎更强。尽管如此，东盟仍强调东盟+3才是东盟最有效的对外合作形式，因此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将澜湄合作机制做深做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副教授指出，从国际机制或制度的拥堵角度看，中国倡导的澜湄合作（LMC）机制似乎很难成功；既有研究大多强调体系层次的大国竞争，并对湄公河流域上下游间互动的理解不够深入。如果从国际制度设计理论的角度，可以看出澜湄合作成功的秘诀：一方面是通过议题交换实现分配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是个一揽子交易，既谈区域经济合作，又谈安全合作、水资源合作；另一方面则是领导人引领和集中程度高，澜湄合作基本上都是由国家领导人决策并加以落实的。相比之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机制则既没有解决分配问题，同时制度集中度不高。因此可以认为，澜湄合作是中国外交中较为成功的案例，特别是在中国占据两大优势——地处上游且实力更为强大——的情况下，中国做到了自我克制，这对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制度性合作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毕世鸿教授指出，中国倡导的澜湄合作机制强调的核心是六国平等，而美国主张的机制逻辑是湄公河流域五国加美国的“5+1”模式。在这一基本理念差异的背后，还有一个落实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落实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将这一短板补齐，避免被他国利用。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

刘阿明研究员回顾了中国—东盟关系的历史发展，认为从冷战结束直到2010年，中国—东盟合作取得了大量成果，合作机制日臻成熟。随着双方关系进入深入发展时期，相应的问题也随着交往频密程度的上升而增多，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又使得东盟面临“选边站”的两难境地，并可能进一步危及其一贯珍视的地区“中心性”。面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诸多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应该从各方面筹划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在经济发展优先议题方面照顾东盟关切、在地区机制建设中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在争端管控过程中增加与相关国家的协商和合作。其中，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和具体行动应该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新增长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张海冰研究员认为，中国与东盟下一阶段合作的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和投资，二是数字经济。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深化合作机制。对中国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国内省市区之间的竞争与协调问题，特别是与东南亚相邻的云南和广西的相互协调与配合的问题；二是民心相通问题，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教育培训战略、培养一批语言通、文化通的人才，借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经验，派驻到我驻东南亚国家使馆，做中国与东盟的民心相通的工作。数字经济方面，东盟国家具备潜力，也是中国与东盟深化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根据脸书和贝恩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东南亚的在线消费支出现已占零售市场总额的5%，超过印度的4%。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东南亚数字经济中也有大量投入。数字经济对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可以深化既有合作，比如数字扶贫、数字化人文交流等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毕世鸿研究员强调，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新模式，特别是就共建“一带一路”来说。从理论上看，第三方市场合作强调整体利益的融合与平衡，中国—日本—东盟的三方合作可以将特殊互惠性合作转化为扩散互惠性合作；同时，还可以通过机制协调应对共同厌恶困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中国—日本—东盟三方合作应首先致力于使特殊互惠性合作转化为扩散互惠性合作，规避中日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无序竞争进而避免共同厌恶困境，还要通过合作利益均衡性最大化以缓解共同利益困境。具体的合作领域可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金融、物流以及节能环保等。

周士新认为，云南省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桥头堡，尽管具体政策举措未必完善，但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云南省是缅甸、老挝、柬埔寨甚至与越南某些地方最能够实现的模板。